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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通讯 - 《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》 - 第六辑 - 楚竹书《内礼》与《曾子立孝》首章的对比研究
楚竹书《内礼》与《曾子立孝》首章的对比研究
 

第六辑  加入时间:2008-6-10 20:06:45  作者:廖名春  点击:3596

 

  最近出版的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(四)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4年版,下引用此书只注页码)有一篇题名为《内礼》的文献,整理者称“内容多与《大戴礼记》中《曾子立孝》等篇有关”。其简一至简六有如下一段文字:

  君子之立孝,爱是用,礼是贵。故为人君者,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,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。故为人臣者,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,不与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。故为人父者,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,不与言人之子之不孝者。故为人子者,言人之子之不孝者,不与言人之父之不能畜子者。故为人兄者,言人之兄之不能慈弟者,不与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兄者。故为人弟者,言人之弟不能承兄[者,不与言人之弟之不能顺兄者。故]曰:与君言,言使臣;与臣言,言事君;与父言,言畜子;与子言,言孝父;与兄言,言慈弟;与弟言,言承兄。反此,乱也。

  这一段文字可称为楚竹书《内礼》的首章。它与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篇下列文字非常相似:

  曾子曰:君子立孝,其忠之用,礼之贵。故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,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;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,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;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,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。故与父言,言畜子;与子言,言孝父;与兄言,言顺弟;与弟言,言承兄;与君言,言使臣;与臣言,言事君。

  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;反是,乱也。

  我们可作一对比研究。

一、校勘与补正

  楚竹书《内礼》首章李朝远所作的释文考释非常有功力,是我们研究的基础和起点。但也有尚可补正之处。

  简一“君子之立孝, 是甬,豊是贵”。李朝远曰: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:“曾子曰:‘君子立孝,其忠之用,礼之贵。’”简文与此略同。简文“爱是用,礼是贵”的“是”同于“忠之用,礼之贵”的“之”字。“ ”,“爱”的古字。竹书“ (爱)”和“忠”在字形上有近似处,“ ”或误摹为“忠”。(第220页)

  案:“ ”(爱)字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作“忠”,应该是同义换读。《吕氏春秋·慎大览·权勋》:“故竖阳谷之进酒也,非以醉子反也,其心以忠也。”高诱注:“忠,爱也。”《韩非子·十过》:“故竖谷阳之进酒,不以雠子反也,其心忠爱之而适足以杀之。”又《饰邪》:“故曰竖榖阳之进酒也,非以端恶子反也,实心以忠爱之,而适足以杀之而已矣。”《吕氏春秋》之单音词“忠”,《韩非子》皆作复音词“忠爱”,可见高诱注训“忠”为“爱”是正确的。

  简六“反此乱也”后有断句符号。整理者对这一符号没有特别注意,因而没有注释。其实这一断句符号“ ”较之前八处断句符号“ ”要大很多,可知其不但是表示一句的结束,更是表示一大单位的结束。由此可知:从简一“君子之立孝”至此,当是一独立单位,也可称之为一章。在《大戴礼记》中,这一部分属于《曾子立孝》,而下面一段则属于《曾子事父母》,更证明这一断句符号较之其它断句符号大很多确非偶然。

  从汪照的《大戴礼注补》到王聘珍的《大戴礼记解诂》,从阮元的《曾子注释》到孔广森的《大戴礼记补注》,皆将“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;反是乱也”属下读,与“尽力而有礼,庄敬而安之;微谏不倦,听从而不怠,欢欣忠信,咎故不生,可谓孝矣”连成一体。这是错误的。由简文的断句符号“ ”看,“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;反是,乱也”应该是回抱前文,应该归上读。

  所以,不论从简六的断句符号看,还是从简文的内容看,简六“反此乱也”都应该属于楚竹书《内礼》篇的首章。同理推知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的首章也应到“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;反是乱也”为止。没有楚竹书《内礼》篇的出土,是很难想到的。

二、主旨辨析

  《内礼》篇和《曾子立孝》篇的主旨是什么?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。

  《大戴礼记》现存最早的注家是北朝的卢辩。其《曾子立孝》篇首章的注主要有二:一是“有忠与礼,孝道立”,二是“不可以己能而责人之不能,况以所不能。”(见王聘珍:《大戴礼记解诂》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81页)

  宋元之际的吴澄说:“《立孝》言人子事亲之礼。”(朱彝尊:《经义考》卷164)

  清人的阐释则更多了。

  王聘珍解题:“名曰‘立孝’者,本经曰:‘君子立孝,其忠之用,礼之贵。’卢氏注云:‘有忠与礼,孝道立。’”(王聘珍:《大戴礼记解诂》,第81~82页)

  阮元注释:“忠则无伪,故能爱。礼以行爱,故能敬。《孝经》曰:‘礼者,敬而已矣。’故敬为孝之要道。”“忠则必爱,有礼故敬。”(阮元:《曾子注释》卷二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儒家类,第932册,第272页,上海古籍出版社)

  这些有关《曾子立孝》篇主旨的认识归纳起来:一是以《曾子立孝》篇为“言人子事亲之礼”,如吴澄;二是以为《曾子立孝》篇言“人子事亲”,也就是“立孝”之要在于“忠与礼”、“爱”与“敬”,如卢辩、王聘珍、阮元。这是主流的看法。

  对于竹书《内礼》篇的主旨,整理者李朝远没有专门讨论,只是在比较简文“故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,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”时指出:“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中有类似的句式,但无此句,仅记‘为人子’、‘为人弟’、‘为人臣’者,简文中的‘为人君’、‘为人父’、‘为人兄’句,文献失载,且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的顺序也不同于现存文献。简文更体现了儒家‘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’以及‘兄兄、弟弟’的思想。”(第220页)

  曹建敦对竹书《内礼》篇的主旨则作了着力阐发,他说:“本简首句统领以下简文,主要阐述立孝之本在与爱和豊。……简文强调君子立孝须发自内心的真情和外在行为符合礼的规范,爱和豊二者具备,则孝道立。”(曹建敦:《读上博藏楚竹书〈内豊〉篇杂记》,简帛研究网站,2005年2月25日)。这可视为对卢辩注的发挥。

  由此可知,从《曾子立孝》篇到竹书《内礼》篇,人们已经形成了共识,以为其主旨就是讲“人子事亲”、“立孝”之要在于“忠与礼”或“爱”与“敬”。

  不过,细读《曾子立孝》篇和竹书《内礼》篇首章的原文,问题并不如此简单。

  《曾子立孝》篇首章以“君子立孝,其忠之用,礼之贵”开头,以“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;反此,乱也”回抱;竹书《内礼》篇以“君子之立孝,爱是用,礼是贵”开头,以“反是,乱也”收束。其主旨“阐述立孝之本在于爱和豊”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将“君子立孝”简单理解成“人子事亲”,将“忠与礼”、“爱”与“敬”简单理解成单向地、只有下对上(子对父、弟对兄、臣对君)的“忠与礼”、“爱”与“敬”就出问题了。所以,严格说,“立孝”之“君子”,既包括父,也包括子;既包括兄,也包括弟;既包括君,也包括臣。所谓“忠”,是父子、兄弟、君臣间的互“忠”;所谓“礼”,是父子、兄弟、君臣间的互“礼”;所谓“爱”,是父子、兄弟、君臣间的互“爱”;所谓“敬”,是父子、兄弟、君臣间的互“敬”。这才是“立孝”之本,这才是《曾子立孝》篇和竹书《内礼》篇首章的主旨。我们看看竹书《内礼》篇和《曾子立孝》篇的下文就明白了。

  竹书《内礼》篇“为人君者,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,不与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”,是从为君者的角度讲用“爱”贵“礼”以“立孝”。这里的“使”,显非一般性的“使”,当指以礼使,也就是孟子所说的“君之视臣如手足”(《孟子·离娄下》)。就是说,“为人君者”,只有要求“人之君”“能”以礼“使其臣者”,才能去批评“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”;否则,是没有资格的。前一“言”字,可释为主张。后一“言”字,可释为指责。“与”,可训为“得”。“不与……者”,相当于“不得……的”,等于说“没有……的资格”。因此,简文可意译为:作为君主,主张君主可不以礼支使臣子的,就没有指责臣子不以礼服事君主的资格。简文“为人父者”、“为人兄者”两句,意思与此类似。

  综合简文所论,就会发现,简文“为人君者”与“为人臣者”、“为人父者”与“为人子者”、“为人兄者”与“为人弟者”是相对待的关系:讲“为人君者”没有离开“为人臣者”,讲“为人臣者”也没有离开“为人君者”;讲“为人父者”与“为人子者”、“为人兄者”与“为人弟者”也是如此。它讲“君子之立孝,爱是用,礼是贵”,既要求“为人君者”,又要求“为人臣者”;既要求“为人父者”,也要求“为人子者”;既要求“为人兄者”,也要求“为人弟者”,说明这里的“爱”就不是下对上(子对父、弟对兄、臣对君)单向的,而是下与上(子与父、弟与兄、臣与君)双向的、相对待的互“爱”;这里的“礼”也不是下对上(子对父、弟对兄、臣对君)单向的,而是下与上(子与父、弟与兄、臣与君)双向的、相对待的互“礼”。

  简文接着说:“与君言,言使臣;与臣言,言事君;与父言,言畜子;与子言,言孝父;与兄言,言慈弟;与弟言,言承兄。”更是对君、臣、父、子、兄、弟提出了各自“立孝”用“爱”贵“礼”不同的要求。所谓“与君言,言使臣;与臣言,言事君”,是说君臣“立孝”用“爱”贵“礼”是相互的,君要以礼“使臣”,臣也要以礼“事君”。其它如“与父言,言畜子”、“与子言,言孝父”等等皆可依此类推。所谓“反此,乱也”,是说违反这种双向互动、互相对待的“君子立孝”的要求就会“乱”,不是说只要下对上(子对父、弟对兄、臣对君)行孝用“爱”贵“礼”就行了。下对上(子对父、弟对兄、臣对君)用“爱”贵“礼”,但上对下(父对子、兄对弟、君对臣)不用“爱”贵“礼”,依然会“乱”。不然,又怎会有夏桀、商纣呢?

  由此看,历来注家对《曾子立孝》篇主旨的分析是得其小而失其大。宋人黄震说其“皆世俗委曲之语”,虽未点透,过于简单,但庶几有见,也未可知。

三、《内礼》与《曾子立孝》的比较

  关于竹书《内礼》篇首章与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篇首章的异同,李朝远已作过很好的分析,下面,在李朝远说的基础上,拟分别进行探讨。

  李朝远认为:“简文中的‘为人君’、‘为人父’、‘为人兄’句,文献失载。”(第220页)其说是。按道理来说,《曾子立孝》篇既然有“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,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”,也得有与其相对的“为人君而不能使其臣者,不敢言人臣不能事其君者”句。既然有“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,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”,也得有与其相对的“为人父而不能畜其子者,不敢言人子不能孝其父者”句。既然有“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,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”,也得有与其相对的“为人兄而不能顺其弟者,不敢言人之弟之不能承其兄者”句。这是其每句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对举的逻辑决定的。

  下文又说“与父言,言畜子;与子言,言孝父”,“与子言,言孝父”,既有“与父言,言畜子”,也当有相对应的“为人父”句。同理,既有“与兄言,言顺弟”,也当有相对应的“为人兄”句。既有“与君言,言使臣”,也当有相对应的“为人君”句。

  所以,不管从《曾子立孝》篇本文的逻辑看,还是从竹书《内礼》篇的记载,今本《曾子立孝》篇确实是“失载”了“为人君”、“为人父”、“为人兄”三句。

  竹书《内礼》篇和《曾子立孝》首章称举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的次序也颇为不同。竹书《内礼》篇的次序是从“为人君者”到“为人臣者”,从“为人父者”到“为人子者”,从“为人兄者”到“为人弟者”。而《曾子立孝》篇虽有“为人君”、“为人父”、“为人兄”三句“失载”,如果补出的话,则是由“为人父”、“为人子”而“为人兄”、“为人弟”,再“为人君”、“为人臣”。一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,一是父子、兄弟、君臣,这两种次序谁为原貌,可以参考其它的早期文献。

  《曾子立孝》篇的“与父言”段,卢辩注早就指出:“《士相见礼》曰‘与君言言使臣,与大夫言言事君,与老者言言使弟子,与幼者言言孝父兄,与众言言慈祥,与莅官者言言忠信’也。”简文的次序与《仪礼·士相见礼》较为接近。《仪礼·士相见礼》的君大夫相当于简文的君臣,老幼相当于简文的父子、兄弟。文献里一般都是此一次序。如《左传·襄公三一年》:“《卫诗》曰:‘威仪棣棣,不可选也’,言君臣、上下、父子、兄弟、内外、大小皆有威仪也。”《墨子·兼爱中》:“君臣不惠忠,父子不慈孝,兄弟不和调,此则天下之害也。”《孟子·告子下》:“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,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,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,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去利,怀仁义以相接也,然而不王者,未之有也。”《荀子·王制》: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一也。”《礼记·礼运》:“以正君臣,以笃父子,以睦兄弟,以和夫妇。”《礼记·中庸》:“天下之达道五,所以行之者三,曰:君臣也,父子也,夫妇也,昆弟也,朋友之交也,五者天下之达道也。”都是由君臣到父子再到兄弟。而由父子到兄弟再到君臣的则较为少见。《礼记·王制》:“七教: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君臣、长幼、朋友、宾客。”《大戴礼记·文王官人》:“父子之闲观其孝慈也,兄弟之闲观其和友也,君臣之闲观其忠惠也,乡党之闲观其信惮也。”《曾子立孝》篇的次序与《礼记·王制》、《大戴礼记·文王官人》接近。比较之下,应该说竹书《内礼》篇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的次序反映了文献早期的面貌,而《曾子立孝》篇父子、兄弟、君臣的次序当属晚出。

  较之竹书《内礼》篇,《大戴礼记·曾子立孝》“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,反是,乱也”一句中,多出“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”九字。竹书《内礼》篇无此九字,“反此,乱也”紧接“与君言”一段,其论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相互性、相对待性的思想非常突出。而《曾子立孝》篇有了这九字,则将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相互性、相对待性的思想淹没了,容易造成用“爱”贵“礼”是下对上(子对父、弟对兄、臣对君)单向行为的印象。从王聘珍、阮元的注释看,事实上已造成了这种误解。从这一角度考虑,可说竹书《内礼》篇无“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”九字更佳。

  竹书《内礼》篇与《曾子立孝》篇首的上述差异,暴露出两个层次的问题。

  首先,是《曾子立孝》篇原貌的问题。从上文的论证可知,今本《曾子立孝》篇无“为人君”、“为人父”、“为人兄”三句,而原本《曾子立孝》篇是应该有此三句的。现在的问题是今本《曾子立孝》篇“为人君”、“为人父”、“为人兄”三句“失载”到底是有心之失还是无心之过?答案是有心之失。将“为人君”、“为人父”、“为人兄”三句删去,只剩下“为人臣”、“为人子”、“为人弟”三句,这样,本来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相互性、相对待性的要求就变成了对“为人臣”、“为人子”、“为人弟”单向性的要求了,这肯定是出于权威主义的需要。这与孔子的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说被后人发展为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一样。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本来是对君臣父子双向性的要求,君要像君,臣要像臣,父要像父,子要像子,而且是互为条件的。而“君要臣死,臣不得不死;父要子亡,子不得不亡”则是单向性,只强调臣、子的义务,不提君、父的责任。这是绝对君权时期的思想。今本《曾子立孝》篇去掉了“为人君”、“为人父”、“为人兄”三句,正是君主************思想的产物。说是“颇有‘为尊者讳’的意涵”,一点也不为过。

  其次,是竹书《内礼》篇与《曾子立孝》篇首章孰先孰后的问题。上文认为竹书《内礼》篇称举君臣、父子、兄弟的次序,较之《曾子立孝》篇首更合符早期文献的惯例;又认为竹书《内礼》篇无“君子之孝也,忠爱以敬”九字更佳。将竹书《内礼》篇“为人臣者”、“为人子者”、“为人弟者”三句与《曾子立孝》篇“为人臣”、“为人子”、“为人弟”三句比较,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。

  竹书《内礼》篇“为人臣者,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,不与言人之君之不能使其臣者”,《曾子立孝》篇作“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,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”。两者比较,明显是《曾子立孝》篇改写了简文。因为前“言”与后“言”是前后相承的。有了前“言”,才相应有后“言”;没有前“言”,就出现后“言”,实在是突如其来。再者,减省易而増衍难。将“为人臣者,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”减省为“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”易,将“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”増衍成“为人臣者,言人之臣之不能事其君者”,实在是匪夷所思。其它如“为人子者”与“为人子”句、“为人弟者”与“为人弟”句亦如是。所以,一定是《曾子立孝》篇改写了竹书《内礼》篇,而不是竹书《内礼》篇改写了《曾子立孝》篇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、思想文化研究所)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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